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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不僅處世的認真與潔癖是基於他的宗教信仰，也造成他面對科學與教義的矛盾。這顯現於他與生俱來的誠實性格，今世尤其令吾輩印象深刻。

左圖：格拉斯；右圖：山德門。

作者｜竹内敬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神奈川大學名譽教授）
編譯｜黃郁珊（東京大學理學博士）

山德門教派
正如連載前文所述及，若是避談法拉第和他的家族所屬的山德門教派信仰，就無法理解法拉第的完整人生。法拉第身為一個研究者，在皇家研究院擔任公務員，乃至於做為一個家庭成員，其一生是百分之百受到山德門教派的教義規範。

山德門教派源於1730年格拉斯(Glas)[1]在蘇格蘭創立的格拉斯教派(Glasite)。格拉斯認為蘇格蘭教會徒具形式而且墮落，遂提倡恢復初始基督教順服神的立場。他的教導經由女婿山德門[2]傳播到英格蘭和美國，山德門教派於焉創立。山德門教派不被包括英國國教在內的教會組織所承認，被認為是所謂的「異端」，山德門教派的信徒都是非國教徒[3]。十八世紀後半葉，倫敦也有山德門教派的教會(與其說是教會不如說是集會所)。筆者沒有打算詳述山德門教派的教義，簡而言之，山德門信徒必須完全接受聖經字面上所述的內容，行動與行為上要遵循神在聖經中明確宣告的指示，並且在道德層面上要效法耶穌基督。

法拉第的祖父母在1760年代初就加入山德門教派，所以法拉第的父親詹姆士也理所當然地屬於這個教派。山德門教派像其他機要派基督教一樣看重團體意識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當詹姆士經濟上遇到困境時，他被教友安排舉家搬到倫敦，並由教友經營的打鐵店所雇用。雖然法拉第還不是正式的信徒，但他自幼就規律地在巴比康(Barbican)附近出席集會所的禮拜。當時這個教派的教徒人數，估計在倫敦的大概有100人左右吧，據說就算整個英國也不超過1000人。

在山德門教派那不算是教會的集會所和其他基督教的教派相較，組成及其組織都有明顯的差異。集會所裡沒有教會必備的祭壇，僅僅放了幾張桌子。也沒有相當於牧師的專職宗教家，而是藉選舉選出有任期的執事[4]和長老[5]來進行管理。此外，選舉的標準不在教育程度或地位的高低，而是以信仰堅定的程度為判斷基準。更特別的是山德門教派的活動有很強的約束力。每個星期天幾乎是整天做禮拜和聚餐，星期三也有聚會。這些活動嚴格規定非出席不可，不參加就等於要被逐出教派。

據傳1844年法拉第因為被邀請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的午餐會，沒有出席星期天的聚會而被山德門教派驅逐。事實上並沒有什麼維多利亞女王的午餐邀約，法拉第被逐出教派的原因是出自他對教義解釋的問題。這件事只是個軼聞被用來描述山德門教派將參加定期聚會看得比接受女王邀請還要重。

圖1：法拉地曾擔任長老的山德門教派集會所。PHOTO: Wikipedia

法拉第自己也當過三次山德門教派的幹部。當集會所還在巴比康，他1830年代當過執事，1840-1844以及 1860-1864年二度擔任長老。此其間，因為集會所在1862年搬到倫敦北部的巴恩斯拜瑞(Barnsbury Grove)，所以法拉第擔任長老的最後兩年是在這裡的集會所[6](圖1)任職。後來為了紀念法拉第，Barnsbury Grove改名為 Faraday Close。

1850年代，法拉第因為在教義的解釋上被認為有錯誤而遭指責並要求嚴格反省。拉第在對長老們辯解時說：「雖然我是一個完全不值得您們同情的人」。作為一位英國最出名的科學家，法拉第為什麼非要順從教派到這種地步不可，令筆者有些不解。或許是因為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基督教之類的宗教其信仰的重要性是超乎我們的想像吧。也有可能是因為法拉第那一旦認定就堅守不變的性格所致。總之，身為山德門教派的信徒對法拉第來說是加分還是減分，雖有各種的看法, 卻是無法簡單做出結論的問題。＊＊(責編註)

圖2：Sarah Barnard (1820年左右) 轉貼自 J. Hamilton 所著，”Faraday the Life,” Harper Collins, London (2002)。

與妻子莎拉相遇
法拉第的雙親都是山德門教派的信徒，法拉第自己也是每個星期日都會前往集會所。因此，認識了教派長老銀匠巴那德(Barnard)的三女兒，也就是他後來的妻子–莎拉巴巴德(Sarah Barbard)，是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有可能是因為研究院的事務繁忙，以前法拉第曾經寫下「戀愛浪費人生」的詩句，然而他卻在1819年左右對莎拉產生好感。當時法拉第 28歲，莎拉 19歲。法拉第好像忘記自己曾經寫過的詩句，而對莎拉展開猛烈的追求。從法拉第的研究風格來看這種做法，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但是對於年輕的莎拉和她的雙親來說卻是個重擔。於是莎拉的雙親將她送到度假勝地拉姆司蓋特(Ramsgate)[7]，希望能讓情事暫緩。但是法拉第的熱情並沒有被冷卻，他追到拉姆司蓋特繼續地對莎拉表白愛意。

法拉第不屈不撓的追求終於成功，大約兩年後莎拉答應結婚。兩人在1821年6月12日於聖奧古斯丁教堂 [譯註1] 舉行結婚典禮。當時英國僅承認在英國國教教堂舉行的婚禮。新房是法拉第本來就分配到的皇家研究院的宿舍房間，婚後可以多使用一個房間。

唯一繪有莎拉年輕模樣的肖像畫，是一張出自法拉第亦或是山德門教派朋友之手的鉛筆畫(圖2)。兩人的婚姻生活幸福，彼此視對方為終生的伴侶。雖然兩人膝下無子，但常有姪兒們來住來玩，所以在皇家研究院的宿舍裡小孩子的笑聲不絕於耳。莎拉並不是了解並且能協助丈夫工作的那種妻子，而是以悉心打理生活讓丈夫能專心做研究，並以此做為生活意義的妻子。婚後不久，法拉第進行信仰告白，並正式成為山德門教派的信徒。

愛達伯爵夫人的書信
E-mail 就不用說了，那個時代連電話和傳真機都沒有。當時的人們常常寫信，並且會把保存信件。法拉第好像也常和家人、朋友、以及同為科學家的友人互通書信，他那些大量的書信也被翻印出版[8]。這些書信之中大部分都是寫給家人、友人與國內外科學家的，其中和伯爵夫人愛達勒芙雷絲( Ada Lovelace)[9](圖3) 往來的書信顯得很特別。愛達伯爵夫人並不單單是個上流社會的名媛而已，她既是大詩人拜倫的千金，又是師承巴貝[10]的 (能獨當一面的) 數學家 (若是在現代應該也可以被稱為是資訊工程學者吧)。法拉第在和她往來的書信中提及科學和宗教與自己的關係。

圖3：Ada Lovelace (1838年)。PHOTO: Wikipedia

法拉第非常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故意避免談論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當像是「演化論」這種和聖經教義迥然相異的學說出現的時候，將聖經奉為圭臬的山德門教派立場的尷尬，法拉第並不願被捲入論戰之中。然而在1844年愛達伯爵夫人寫信直接問起法拉第信仰本質的時候，法拉第回信斷然地說：「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將科學和宗教放在一起研究。宗教和科學很明顯是不一樣的東西。」在他最晚年的講學和論文中多少也包含了一些宗教的看法在內。他多年的好友，日內瓦人狄拉黎夫(de la Rive)[11]在寫給法拉第的悼詞大意為：「無法將他的科學與他的宗教分開。」熟知法拉第的人應該都了解他研究的原動力來自於他對上帝的堅定信仰吧。

愛達伯爵夫人曾經企圖拜法拉第為師，當他實驗室的助手。她是想做科學研究呢，還是想要討論宗教和科學相關的事則不得而知。但是法拉第是不收學生的，所以愛達伯爵夫人的願望未得實現。不過這段插曲為有點過於一板一眼的法拉第的人生增添了一點點色彩。

在1980年12月10日愛達伯爵夫人生日那天，美國國防部將一個新設計的語言程式命名為愛達。這個程式的國防部軍事標準編號 (MIL-STD-1815) 則和她的出生年有關。軍事和資訊工程的世界總是瀰漫著一種非人文的氣氛，讓愛達伯爵夫人在這樣的世界裡出現，或許多少是想要和緩氣氛吧。總之筆者覺得可以說是取了個漂漂亮亮的名字。

圖4：William Thomas Brande。PHOTO: Wikipedia

皇家研究院的眾人
關於法拉第的老師戴維已經在第三回的連載提過了，至於在戴維之後繼任的布蘭德*[12](圖4)，一開始學的是藥學。1812年在農業部舉行的一系列講學中曾和戴維同席。戴維很欣賞布蘭德，所以邀布蘭德接續其職位。布蘭德並不像戴維那麼有群眾魅力，但他踏踏實實地進行講學工作，一邊還會注意到法拉第身上的擔子是否過重。1823年布蘭德開始參與皇家鑄幣局的工作，因為工作日益繁忙，所以安排法拉第幫他分擔一部分的講學。這個安排後來也有助於法拉第出名。

布蘭德從1813年起在皇家研究院擔任化學教授，一直到1852年，為其達39年。在皇家研究院和他擔任一樣的職務，而且還做得更久的就只有在職46年的杜瓦[13]。就連法拉第擔任富勒教席也只有34年。布蘭德在科學上沒有什麼大發現，作為皇家研究院的教授他並不是很顯眼的一個。不過他對19世紀科學和技術的結合卻有貢獻。

法拉第去世後沒多久就有好幾本傳記被出版。不過這個現象從他得到的尊敬和批判來看也是想當然耳。這些傳記之中，由被視為法拉第的接班人同時也是他忘年之交的廷得耳[14]所著之「發現者法拉第」(Faraday as a Discoverer)[15] 有很高的評價。廷得耳本來是學製圖並在鐵路建設公司工作的人，他在那裡結識法蘭克蘭德(Frankland)[16]，之後到德國留學，在本生(Bunsen)[17]和諾伯勞許(Knoblauch)[18]門下的兩年間學到當時物理學最高等的實驗技術。回國後於1853年被任命為皇家研究院的自然哲學 (物理學)教授。1887年因為健康的因素而退休。這段期間內，因為法拉第退休，所以在1867年接下實驗所所長一職，並在位20年。在廷得耳之後杜瓦繼任所長。

圖5：法拉第忠心的助手 Anderson。 (皇家研究院提供)

廷得耳不但在做為一個研究者或演講者都有很好的表現，他還寫了很多介紹最新科學給普羅大眾讀的書，每一本都頗受好評。這個由法拉第創下以「皇家研究院是將科學介紹給社會窗口」的傳統，就一直延續至今。

皇家研究院裡陪伴法拉第最久的人非他的助手安德生(Anderson)[19](圖5)莫屬。安德生在皇家炮兵隊裡擔任了22年中士(譯註: sergeant) 。在光學玻璃改良計畫中經皇家研究院雇用。這個計畫雖在1830年中止，但因為法拉第很欣賞安德生的做事態度，所以在安德生成為皇家研究院正式員工之前法拉第都是自掏腰包雇用他工作。安德生的主要任務是將爐火保持在一定的強度。據說有一天，做完實驗的法拉第忘了吩咐安德生「已經可以關火」就離開實驗室。第二天早上到實驗室一看，安德生還在守著爐火。

法拉第並不需要在今天我們所謂的「共同研究者」。他需要的是像安德生那樣忠心又沉默寡言的助手。安德生直到法拉第退休為止都做他的幫手。讀者若是到皇家研究院的官網去查查，就會看到安德生的簡歷及相片。像他這個算是基層員工位階的人能夠以這樣的形式在歷史上留名，不是很難得嗎？